饭后时间尚早，福格和奥斯特便约我和张洁去阿尔斯特湖边的水上俱乐部喝咖啡。这里傍花近水，清静明快。我们就坐在那里漫论有关德中友好的话题。这次谈话的内容我已记不清楚，但由此引起我的一些联想，我想到了甲乙两位先生。甲是本土出生的欧洲人，汉文不错，翻译和出版过一些中国书籍，作过不少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工作；乙是位中国血统的欧洲国人。外文不错，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也作出不少贡献。两位的爱好也差不多，都爱在外国人面前以中国文学专家自居，在中国人面前以外国通自诩。甲先生愿在外国人面前表示自己在中国方面路子广；乙先生爱在中国人面前表现自己在外国吃得开。这两位先生在国际华文文学的圈子中都有些名气，都交下了朋友，也都招引出点微词。无非牵扯到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外方有关部门邀请中国作家的中间人和顾问，他们过多地坚持了个人的观点和作法；二是对于中国文学故作权威状。对这一类事我一向持豁达态度。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为人处世，各有各的章法，各有各的信条，中西两方属于两个世界，不必用自己尺度去衡量别人，只要作的事总体上有益于中外友好，就是朋友。其它何必苛求？至于个人间关系，感情相投就多来往些，秉性各异就保持点距离。不宜采取“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方针。值得注意倒是我们个别同志应该自尊自重些。中国作家穷，能掏钱自费出国旅行的人不多。有人出钱邀请，欣然接受，这很自然，无可指责。但为了达到这目的向促成者赔笑脸，套交情；为了不负主人盛情，专找人家爱听的话说，就未免有点那个。国际间交往，讲的是求同存异、互敬互谅，不能在原则上作交易。当然，本来就持有不同政见者和打着文化交流幌子、甚至冒充某种特殊身份招摇撞骗者除外。因为那是另一范畴的事。

29日晚七点半在德中论坛开的演讲会，是第三次会。张洁参加过一二两场，第二场时发生了点争执，主持者就有点紧张，惟恐今天再有不愉快事情出现，很客气地和我打招呼，希望我能帮助他们掌握好会场。我叫他放心，保证会开得轻松友好，没火药味。

这种多内容的综合集会，是这次“中国月”中文学活动的主要形式。开幕这天，许多作家和友好人士，包括联邦德国前驻华大使维克特先生都到会祝贺。这些都是作为贵宾被邀请来的。至于其他普通与会者，则是谁爱来谁来，花钱购票就可入场，没任何条件限制。与会者的涵盖面很广泛。凡能购票来参加这个会的，大多对中国怀有友好情意。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但可能是唯一的共同点。除此之外，政治信仰、文化水平、美学观点、生活经历、社会地位、处世方针，很难找到两个人完全相同。这么一来在座谈讨论时就势必产生争论。就是我们的熟朋友中间，各方面也有极大差异，唇枪舌剑也在所难免。举例来说，在前一天的会上，我和那位先生就有过一次交锋。那天是谈德国如何翻译介绍中国当代文学问题。大家认为很多优秀的中国作品在德国没有译本，而一些并不出色的作品却译了不少。我的朋友阿诺尔德就问甲先生：“您能否介绍一下您是怎样选择翻译书目的？”甲先生说：“我最注意中国报刊上的争论文章。对哪篇文章争论最尖锐，我就优先选择哪一篇作品，因为这类作品肯定会传达较多的信息，不论是社会信息，经济信息，政治信息……”阿诺尔德问：“邓先生对此有什么看法？”我说：“如果我有权力发放学位证书，我一定发给我的朋友政治学学位或信息学学位，我不会给他文学学位。因为有无争议从来不是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会后我和甲一起喝茶，我问他对我的发言有什么意见？他说很好，不过以后他不想再弄文学了。他宁可多介绍些中国的政治文章过来。说着就把他最近翻译出版的一本《***文选》送给我，上面还有某位中国领导人的题签。我当然表示感谢，同时说：“我希望你文学也还搞下去。我不赞同你的选题观点，并不等于不赞成你的全部工作。”看得出他有些不愉快，但总算都没红脸。争论既然难免，当然最好的情形是既能说明自己观点，又无损于友谊和礼貌。但作家究竟不是外交官，重感情，尚坦率是其本性。与对话者之间有点磕磕碰碰，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只要总体上坚持了原则和礼貌，就算合格。

我们这天的会开得满成功。争论也有，但没发生在中德国两国朋友间，而在是中国同胞之间，并没引起不愉快。

这次和我们一起参加会的，除中国作家代表团外，还有两位中国人，一是L小姐，她目前在伦敦一个摇滚乐团当歌星。另一们M先生，目前在巴黎闯天下。据德国朋友介绍说是位有名的中国青年诗人兼画家。在国内时参加过星星画展。写诗大约是在法国定居后的新发展。所以专门发表在西方办的中文杂志上。这两位都是德方根据某位汉学家的热情推荐直接从巴黎和伦敦请来的。虽非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大家活动还是在一起。相处也还融洽。L我早就认识，也读过她的作品，很为她的才能高兴。M虽是初次见面，给我的印象也不错。他腿部残疾，拄着根拐杖，衣着也满朴素。浅谈过几句后，知道他在巴黎给人打工，刷墙，洗碗，扫垃圾，什么苦活累活都干。揎圆了肚子还要写诗，生活得着实不易。这天的会我是第一个发言的，由阿诺尔德给我作翻译。阿是著名评论家，给我翻译之前，他先谈了一番他对我的作品的评介。我除去谈我的创作经历外，自然也要谈及创作观点。我说了两点，一，我认为文学的功能主要是为读者提供美的享受，有助于读者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有助于人类灵魂的净化和完美。我不认为文学直接对政治的干预会有什么了不得的作为。二，在艺术形式上，我仍追求民族特色。我把世界文坛比作一个大花坛，各国作家是不同的园丁。英国善长玫瑰，日本精培樱花，荷兰产石竹，法国有丁香……各尽其力，各展所长，这花坛才能百花齐放，彩色缤纷。中国若也种玫瑰，种得再好，即使和英国的一样好，对这花坛来说，也并没新的创造。即使没有中国参加，人们也不会感到缺少什么，假如中国种牡丹，这就不同了。就有了不能代替的独特存在价值。演讲之后，在座谈时，有德国朋友问：“你对中国当前的文艺政策有什么看法，你认为中国作家有创作自由吗？”我说：“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我还从没有过像今天这样自由的写作环境。刚才阿诺尔德先生介绍了我的小说《那五》和《烟壶》，像我这样的作品，在以前绝不会有地方发表。若当真发表了，其后果会比不发表更糟。现在不仅发表了，而且四处转载，连续得奖。这难道不是有无创作自由的一个例证吗？当然，我不是说中国的文艺政策已经完美无缺，再没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中国的民主制度已经登峰造极，再不要有所发展了。况且我也不认为民主是无条件的，自由是绝对的……”我这几条看法，M先生显然都不喜欢。我讲完后，立即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主持会议的斯恰米特先生用担心的目光看看我。我冲他笑了一下，恰好台下有听众要我表示看法。我就说，在一个会上各人发表各人的意见，在我已成习惯。干么不让听众带着问号回家自己思索呢？把争论的时间用来进行下一个节目，请大家听听我们中国人朗诵不更好吗？

斯恰米特先生便宣布转入朗诵。听众立刻活跃起来。

先由我朗诵《烟壶》片断，效果平平。随后M朗诵他的诗作，这才把会推向高潮。

M先生朗诵是十分精彩的。他朗诵的第一首诗，题目叫做《门》。这首诗很有特色，不论你听懂听不懂，喜欢不喜欢，听过一遍，保证能把全诗记住。因为尽管全诗很长，其实只有一个字，“门”！朗诵起来声音高低强弱，节奏快慢缓急，变化多端，铿锵有致。整个大厅都被这诗的吟诵声震住了，一时万籁俱静，只听到一个声音。

门！

门门门门门门门！

门门，

门门门门，

门、门门、门门门门门！

门……

M先生生有一副好嗓子，也有舞台经验，我敢打赌，若当歌星其成就未必在诗作之下。他还朗诵了另一首诗，内容属于针砭时弊之类，形式上就没有“门”那么叫绝了。觉得类似北岛，却又不敢肯定。过后碰到一个熟悉中国新诗行情的朋友，他在美国出版中文杂志上读过M的诗。我问他：“M先生的诗是否受北岛影响？”答曰：“NO！北岛业已过时，他们比他更新潮。属于后朦胧派。”以我观察，M还是注意学习的。这使我又增加了一分敬意。因为我联想起另一位诗人。有天在纽约几个朋友一块吃饭，席间有位教授问一位大陆才去的青年诗人：“你们从哪里吸取营养？是不是主要读中国古诗？”青年诗人说：“我们发过誓言四十岁以前不读中国作品！”教授就说：“唔！是的，你们主要读外文诗！你是读英文还是法文？”那诗人叹口气，愤愤地反问道：“在中国那种环境里能学得好外文吗？读不懂呀！”教授愕然，不再发问。身旁一位女作家悄声问我：“中国书不读，外国书读不懂，那还读什么？光读自己的？”我笑了笑没说话，我想造成这种情况，有它历史的原因。过些年他们之中一些人将会自我调整。只要为人正直，其它可不必苛求。怕的是头上生角身上长刺的那路英雄。比如有的先生，未曾出道之前，也曾谦虚的找这位“老师”那位“前辈”帮这作那。要作协为他进行多少安排，作了多少服务。一旦功名成就，踏上别国土地，就慷慨扬言，“中国作家协会的头目因为也是作家出身，所以最会迫害作家。”与此辈相比，我碰到的这几位青年朋友就算很不错。所以，在汉堡的晚会，朗诵开得轻松愉快，朗诵完便在掌声中散会了。主人很高兴，一再向我表示感谢。

“中国月”的正式开幕日期其实是10月1日中国国庆节。而作家们开过29日的晚会，主要的工作项目就算完成了。主人有意安排文学活动提前进行，提前结束，叫作家们可以轻松地参加其它活动。

10月1日下午3点，市议会和政府官员，在市政厅设酒会欢迎全体中国朋友。汉堡市政厅是座世界著名的哥特式建筑。建于1686年，造型宏伟，工艺精湛。巨大的拱门，壮丽的石柱，宽阔的大厅，深邃的雨道，生动的浮雕，灿烂的壁画组成的大理石宫殿，仿佛是一首交响乐，鸣奏出一首时而庄严时而华丽、时而深沉时而愉悦的乐章。听到它，既感到个人在群体智慧前的渺小，又感到作为群体一员的骄傲。既被这庞然大物震撼，又为能主宰它而自得。

酒会在宴会厅举行，随后进入会议大厅举行开幕仪式。汉堡和上海是姐妹城，上海市委曾会书记带了一个代表团专程赶来参加。中国大使陪同他们入场后，仪式便正式开始。一时全场掌声经久不息，欢呼如雷。日尔曼是个含蓄的民族，如此热烈的场面出我意外。不过他们的含蓄性马上就表现出来了，这就是开幕式之简短。这么大个活动，讲话总共不过三分钟。中国客人致答词后，马上由中国音乐家指挥交响乐团演奏谭盾的乐曲。曲终礼成。“中国月”就算开始了。人们分头去参加不同的活动。晚上大家再聚到市政厅前广场上观看中国灯笼和焰火。

“中国月”是为增进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举办的，表演和展览的当然都是中国事物。这些我们回国以后还有观赏和学习机会。乘帮助德国人了解中国的机会，我们去看看德国。

在最后的几天里，我们参观了不少地方。我认为看到的最重要地方，当然是原子能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在世界原子能发展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很有名。世界上许多得诺贝尔奖金的大科学家，包括李政道、杨振宁都在这儿作过重要课题的研究。可惜我只读过四年小学，对它莫测高深。那些原子、中子全封闭在巨大的合金容器里，它们如何对撞如何分裂根本看不见。看见了我想也绝不会懂。我根本分不清这些大罐、大管、大机器和化工厂、钢铁厂的那些有什么区别。偶然碰到一位在此执行交流计划的中国专家，他极热心地为我们讲解介绍，我也出于礼貌又询问又点头，其实什么也没听懂。若问我有什么印象，只觉得这地方很神——神秘、神奇和神圣。还想回国后嘱咐孩子学好物理。

另外几处我都看得明白。最感兴趣者有三处：一是开设了中文课的中学；一是鱼市场；还有一处是古城吕贝克。

我从没想到汉堡会有这么多所中学校设有中文课程。我们几个中国人要分成几批到不同的学校去和孩子们见面。我和L小姐二人一组，到郊区一中学。学中文的孩子坐满了一间大教室。简单的对话不用翻译，我演讲时就由教师帮忙。教师是华裔，是我在汉堡碰到的最好的翻译。该L小姐讲话时，她说她没什么好讲，还是唱个歌吧。这一唱就震了！整个教室欢声雷动。一再返场。显然比我那枯燥的讲话受欢迎得多！欧洲孩子与中国同龄的孩子相比，从体型上看似乎要大，可是性格上却比我们的孩子更像孩子。天真，热情，直率，好动。他们表演节目就用他们的本色。在中国，我最怕看舞台或电视上的儿童表演。不是嫌孩子们不可爱或不会表演，怕的是那些好心的导演们叫孩子们故作“可爱状”！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在生活中我们拼命把孩子教成小大人，要他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一上舞台，又唯恐他们不小。不论唱歌也罢，跳舞也罢，全叫他们把脑袋左右摇摆，上下点头，矫揉造作，惨不忍睹。岂不知孩子装大人固然叫人难受，孩子装孩子更叫人受不了。欧洲孩子没受过这种教练，台上台下一样天真自然，纯洁朴拙，与观众的交流没任何隔阂。使我这年近花甲的人顿时也被唤醒了童心，与他们一同又唱又跳。连心灵都净化了。但乐极生悲，这天几拨人都在学校耽搁了过多时间，从而贻误了一位华裔朋友的约会。那位朋友误以为我故意冷淡他，听说颇有烦言。我无法解释，至今怀有歉意。

鱼市场开设在码头附近，沿着海边摆起成百上千个临时货摊，按经营品种划成几片小区，小区之间留出一条条空隙，既作为界线又当成道路，就构成了一片万头攒动、熙熙攘攘的露天市场。这里叫作“鱼市场”，可能是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名称。现在并不仅仅卖鱼，甚至主要货品是不是鱼都值得怀疑。这里的货物从食品饮料、水果蔬菜、服装鞋帽、家具电器，到花木盆景、古书旧画、文物古董，无所不包。它和我们去过的那个商业区形成极有趣的对比。那里商店建筑豪华壮丽，这里一片露天。那里卖的各种高档商品保证地道名牌；这里卖的名牌货绝对是仿制品。那边除古董店外，其它商品只卖新货。这边除蔬菜鱼肉鲜花之外，没那样东西不卖旧货。来买卖旧货的人也比买新货的多。当然最基本最突出的差别还是价钱。看起来同样的一件皮夹克，那边橱窗里标价一两千马克，这里最多不过三四百，若是上过身的，那就相差更悬殊了。花一两个马克买一套西装，十个八个马克买个打字机决不算新闻。不过，这需要点运气和眼力。可惜两个条件很难同时遇到。我这次先买了一门铜炮，虽不算古，但工艺不错，价钱也相当便宜。高兴之下，鉴别商品的自信心便大增。不一会儿又看到个阿拉伯人卖刀。弯弯的铜刀，刀鞘上镶满红绿宝石。珠光宝气，耀眼夺目。刚伸手要拿过来细看，那阿拉伯人却冷着脸说：“先生，你最好有心买它的时候再看，这是很贵的东西呢！”我一听不由得七窍生烟！心想：不错，我们中国人是有挨售货员白眼，听售货员刺话的习惯。进一回商店若是从头到尾没挨一句训斥，简直会当作要走红运的征光，能高兴得多吃两碗炸酱面。可那是在我们中国。我们受自己人的气理所应该，受气越多，越透着有修养，能成事。在外国可不行，外国人作买卖不兴这一套，这是故意歧视我们！再说，我们中国售货员虽有时态度蛮横，出口不逊，但只限于对我们中国人自己。对你们外国人，凡高鼻色目者，一向很讲礼貌，极力奉承。偶然得罪个把外国人，多半因为他们是华裔，从肤色上造成误会所致。一旦人家登报批评，必定公开检讨，并作出改进计划的。我在这里也算外国人不是？你怎能用中国店员对中国人的态度说话？再说，别看我们在中国买东西要低声下气，一到外国我们的身价可就大涨，一举一动都要代表整个国家了。有位从大陆出去的女演员，没改变国籍之前，就在某部影片中演了脱衣镜头，同胞们就责备她“丢了全中国人的脸”！这个教训必须牢记。在外国向洋人的无理行为妥协，也可能被认为“丢了全中国人的脸”。那可吃不了兜着走……

想罢多时，又摸了摸钱包，我就问他：“多少钱？”他说了个不大不小的数目，我连价儿都没还，扔下钱拿起刀就走，那阿拉伯人板得紧紧的脸上立刻笑开了花，并且伸出大拇指说：“歧娜，古得！”意思是中国真棒！我感到非常自豪，不自觉把那刀举起来舞了两下。这一舞不要紧，上面镶的宝石珍珠纷纷往下掉，这才发现原来刀鞘上粘的只是些塑料片、玻璃珠，并且粘得很不牢。这地方阿拉伯人作生意也是出门不管换的。只好认倒霉。一个德国朋友大笑着跟我说，这是他们常用的方法：故意用激将法把你惹火，一气之下买下来。回家一看，是个乐子，一笑了之。马克可是揣进他兜里去了。我这才恍然大悟。不过我并没后悔，觉着为维护民族尊严而作出牺牲很值得。

玩得最愉快的地方是吕贝克。

吕贝克仍保留着古城门、古石板路、古教堂甚至古代天空的蓝色。当然也保存了不少旧宅邸。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兄弟的故居是其中之一。大理石圆柱大厅，可以开几百的人舞会。花园里老树参天，石径蜿蜒。二层以上的生活区，房间很多，舒适宽敞。我在欧洲看过几个作家故居，这是最富有的一处。相比之下斯特灵堡、席勒、歌德等人的房子都大为逊色，距此不远，就是“布登勃洛克”家族的故居。托马斯·曼那部名著所写的故事原来就发生在他家门口！参观这房子会令人惊诧托马斯·曼描写事物的精确，以致怀疑是按这房子写的小说，还是按小说建的这房子！这一天本来是故居休息日，听说我们要来参观，市文化局特别例外开放，并派了一位官员在此等候，为我们作导游。参观完毕还代表市政府请我们吃了中饭。饭后我们去参观了一个奇特的地方——木偶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原是私人收藏，最近才捐献给政府。他的原主人和王安忆是旧相识，和我们也有一面之缘。是位名叫法埃的电视摄影师。开幕式那天他曾扛着摄像机在市政厅东奔西跑，有人介绍他和我们认识了，他说知道我们将去吕贝克，他会赶回去招待我们。安忆说她可能去不成吕贝克了，因为她还要去荷兰。法埃立即作了个表情，用中文说：“王安忆走，我哭！”把我们都逗笑了。

法埃业余爱好就是收集木偶。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木偶装满了他整个三层楼陈列馆。只中国木偶就摆满一层楼。其中有几个显然是江加走的作品。不仅如此，他竟然还收藏了一套福建木偶戏的舞台装置，包括守旧，桌围，门帘之类。我说：“你真了不起，这里有的东西够得上是国宝级的，在中国也很难见到了。”他听了非常高兴，把我当作知音。请我们到隔壁木偶剧场去喝咖啡。那里白天是咖啡厅，晚上演出木偶剧。

下午我们驱车去波罗的海海滨游览区，游览区给我留下的印象极好。头一条是清静，在全中国很难找到这么清静的游览地，偌大一片青山绿水，除去我们竟没有别的游客！海山树下，目光所及，满是蓝绿两色，空气似乎也染上了淡绿色，饱含松针和海水的清香。对岸是苏联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去年在瑞典、芬兰我也曾从那里遥望过海的这岸，当时还曾想，这波罗的海多少年来都是战火纷飞的水域，二次大战后虽平静了些年，也一直被冷战阴影所笼罩。近年来世界局势趋向和缓，长期稳定，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不可阻挡，也许从此波罗的海会成为人们友谊交流的水道，再不闻厮杀之声。

离开海滨时天已黄昏。我们又进了吕贝克，并在一间有一百多年历史的饭店门外停了下来。奥斯特先生说：“今天是鲁彦周先生的生日，我们在这里给他祝寿。”大家听了意外地高兴。这个节目是事先没宣布的。我们都不知道今天是彦周的生日，德国朋友却早有准备了。看来信息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这家百年老店确有特色。家具，地毯，幔帐，灯具，多是百年旧物。侍者着黑礼服戴白手套。乐声悠悠，烛光熠熠。大家轻声议文学，论音乐，讲交流，谈友谊，在和平与友好的温馨气氛中，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回到汉堡稍作停留，我们便告别了朋友们，到斯图加特和法兰克福去。在那儿分手各奔东西。张洁等回北京，我去纽约，结束了这次有益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