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皇帝的新衣在文坛
第二节 皇帝的新衣在文坛
读书的，作文的，都知道“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子虚乌有的“新衣”，经了两个骗子的描绘和吹嘘，尤其是因了这两位骗师所构筑并大事张扬的一种理论，即但凡不识这“新衣”者均为傻瓜的理论，竟不但得到了虚荣的皇帝的认同，而且还动摇了那位足智多谋的殿前大臣的自信心，使他对自己的看不见那“新衣”的眼睛和向来引以自豪的高智商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大臣于是撒谎道，他也看见了那“新衣”。非但看见，他进而描绘道，那“新衣”之美，还是他见所未见的哩。大臣的阐释很重要。大臣是尊而贵的榜样，阐释是前卫而先锋的引导。有关美丽的“新衣”的谎言于是拓展且流行。说谎成为宫廷行为并趋向民间。平头百姓纵有怀疑，但谁也不乐意当那份显示愚蠢和贫贱的傻瓜。险些乎，骗子们的空无一物的“美丽的新衣”，以及关于“新衣的美丽”的理论，竟就成了举国上下公认的事实和真理。
幸而还有那不明事理的小儿，喊出了无忌的童言。
幸而老百姓良知未泯，立即认同了小儿的真言。“皇帝没穿衣服呢！”
“皇帝光着屁股哩！”大实话马上就击退了谎言。
不幸的是骗师不止活动在童话里。
更不幸的是，骗师们所利用的，又是人类最普遍又最根深蒂固的弱点。
近年文坛最显明的实例，莫过于对那本被称为“当代红楼梦”一书的热炒了。书未面世，即有多人描摹了其夺目的异彩。先声夺人的近期效应是，被激发了好奇心的人们巴了眼急吼吼地等着热包子出笼可以尝鲜；而嗅觉灵敏的书商，则瞄准了这个行情，如风如云般集结于出版社门口等了拉货去卖；先声夺人的后期结果，是所谓的“当代红楼梦”几乎成了定论，一时里竟在文坛造成了惟有天知地知的腹诽和你知我知的私议，却无公开的批评和理直气壮的异议见诸于文字的局面。如果说，反常的未雨绸缪只不过是出于商业上的目的而无可厚非，那么，当人们，特别是那些很专业、总以“纯”、“高”、“雅”自诩的文坛中人，在饱吞了一串又一串的框框框框、十分清楚了那宣传的异彩纯属心造之后，却还在很长一段时间和很广一个区域内不肯和不敢喝一声“皇帝是光屁股的”，这就不能不说是真正地演出了当今文坛的一出“皇帝的新衣”了！
更有甚者，是在一位被尊为朦胧诗首的狂人用利斧砍杀了自己的妻子之后，竟还有那么一些人，把他们的兴趣和文才，多情地争先恐后地浇洒在对此人之所谓“非凡”的“奇才”的追忆上。追忆的重心落入了奇文奇事和奇才奇情，追忆者的目标就已经不再是为了那被追忆的人，而是为了证明和显示一下自己了——显示自己对那人之赏识，显示那份赏识中酽酽地透出的别具慧眼，显示那慧眼毕竟是有着看得见“皇帝的新衣”之功力！这一股力图在赞叹“新衣”之美轮美奂中博得智者声名的潜流，实在正是素以智者云集为自豪的文坛，竟在杀人血案发生之后的三个月中，可耻地现出了几无一人挺身而出说几句公道话的尴尬局面之症结所在！
文坛时不时地闹一场“皇帝的新衣”出来，其实由来已久，只不过那剧情常变、形式有异而已。记得“文革”时，上海地方权贵曾组织一帮笔杆子，弄出了一本叫做什么“作战史”的书来。这是一部无论在什么时候从什么角度看都是令人难以卒读的劣作，但是一经出笼，马上就有很多的人和很多的文章立了出来，很理论很义正辞严的鼓吹它的异彩，就好似皇帝的大臣们为皇帝的新衣喝彩一样。当然，人们可以以那时的特殊历史条件来为自己的违心之言作辩护，可是后来呢？后来发生于文坛的、如走马灯般地演出的一场又一场的“皇帝的新衣”，又该作何解说呢？并非有谁逼迫，却是文人自身的劣根性在作崇：常常是只要有人有那胆量和脸皮，猛不丁地张扬出一面前所未有过的大纛出来，马上就会震慑住了芸芸众生，至少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令很多的人处于只有腹诽而不得不噤声慎行的尴尬境地，以免因为不识“新衣”而受人小觑。听由他人强奸自己的意志，乃出于自身心理的威压，这比外部世界的逼迫更为凶险。其后果是，菲但老骗师尝得了甜头，花样百出地变本加厉，而且促生了新一代的小骗子，让那“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如同流行歌坛的红歌星般常换常新一茬又一茬地接续了下去。
出演“皇帝的新衣”一剧，大致说来需要三种角色：一是骗子。存心作恶的骗子，其目的不外乎骗取钱财和沽名钓誉。商场的骗子多为钱，文坛行骗则多为欺世盗名了——时下情况有所变化，骗得名利双收的已大有人在；二是蠢人。比如那位皇帝，他对自己的智力从根本上就没有信心，看不见“新衣”却真心地以为，盖在于自身太蠢，对“新衣”的存在从来也不敢怀疑——这在文坛表现为对集团式的大轰大嗡和假洋鬼子式的虚张声势之盲目从众和怯懦附丽；三是骗子的帮凶。那位明明什么也没看见却能阐释出“新衣”之富丽堂皇的殿前大臣便是。这是一种明明知晓自己面临着一个骗局，却因为不愿充当“出头椽子”而故意地昧了良心说瞎话假话的人，比起前面那种因无自信也就只能人云亦云的蠢人来，更加可悲和可恶。并不高明的骗师，采用安徒生早已戳穿过的骗术，竞能相当成功地奏效一方一时，实在还是利用和调动了这种人心性深处潜藏着的虚荣和虚伪，迫使他们背叛了他们的学识和良知，在骗局中充当了助纣为虐的角色。
惟愿有更多的天真的孩童，用他们未经污染的声音，喊出“皇帝没穿衣”的事实。如若这样，割除那广见于现实生活的各方各面的、为人们所不齿和哂笑、却又由许多人放纵助长及更多人畏于剖露的社会的痼疾，就为时不远了。
1994.4
读书的，作文的，都知道“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子虚乌有的“新衣”，经了两个骗子的描绘和吹嘘，尤其是因了这两位骗师所构筑并大事张扬的一种理论，即但凡不识这“新衣”者均为傻瓜的理论，竟不但得到了虚荣的皇帝的认同，而且还动摇了那位足智多谋的殿前大臣的自信心，使他对自己的看不见那“新衣”的眼睛和向来引以自豪的高智商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大臣于是撒谎道，他也看见了那“新衣”。非但看见，他进而描绘道，那“新衣”之美，还是他见所未见的哩。大臣的阐释很重要。大臣是尊而贵的榜样，阐释是前卫而先锋的引导。有关美丽的“新衣”的谎言于是拓展且流行。说谎成为宫廷行为并趋向民间。平头百姓纵有怀疑，但谁也不乐意当那份显示愚蠢和贫贱的傻瓜。险些乎，骗子们的空无一物的“美丽的新衣”，以及关于“新衣的美丽”的理论，竟就成了举国上下公认的事实和真理。
幸而还有那不明事理的小儿，喊出了无忌的童言。
幸而老百姓良知未泯，立即认同了小儿的真言。“皇帝没穿衣服呢！”
“皇帝光着屁股哩！”大实话马上就击退了谎言。
不幸的是骗师不止活动在童话里。
更不幸的是，骗师们所利用的，又是人类最普遍又最根深蒂固的弱点。
近年文坛最显明的实例，莫过于对那本被称为“当代红楼梦”一书的热炒了。书未面世，即有多人描摹了其夺目的异彩。先声夺人的近期效应是，被激发了好奇心的人们巴了眼急吼吼地等着热包子出笼可以尝鲜；而嗅觉灵敏的书商，则瞄准了这个行情，如风如云般集结于出版社门口等了拉货去卖；先声夺人的后期结果，是所谓的“当代红楼梦”几乎成了定论，一时里竟在文坛造成了惟有天知地知的腹诽和你知我知的私议，却无公开的批评和理直气壮的异议见诸于文字的局面。如果说，反常的未雨绸缪只不过是出于商业上的目的而无可厚非，那么，当人们，特别是那些很专业、总以“纯”、“高”、“雅”自诩的文坛中人，在饱吞了一串又一串的框框框框、十分清楚了那宣传的异彩纯属心造之后，却还在很长一段时间和很广一个区域内不肯和不敢喝一声“皇帝是光屁股的”，这就不能不说是真正地演出了当今文坛的一出“皇帝的新衣”了！
更有甚者，是在一位被尊为朦胧诗首的狂人用利斧砍杀了自己的妻子之后，竟还有那么一些人，把他们的兴趣和文才，多情地争先恐后地浇洒在对此人之所谓“非凡”的“奇才”的追忆上。追忆的重心落入了奇文奇事和奇才奇情，追忆者的目标就已经不再是为了那被追忆的人，而是为了证明和显示一下自己了——显示自己对那人之赏识，显示那份赏识中酽酽地透出的别具慧眼，显示那慧眼毕竟是有着看得见“皇帝的新衣”之功力！这一股力图在赞叹“新衣”之美轮美奂中博得智者声名的潜流，实在正是素以智者云集为自豪的文坛，竟在杀人血案发生之后的三个月中，可耻地现出了几无一人挺身而出说几句公道话的尴尬局面之症结所在！
文坛时不时地闹一场“皇帝的新衣”出来，其实由来已久，只不过那剧情常变、形式有异而已。记得“文革”时，上海地方权贵曾组织一帮笔杆子，弄出了一本叫做什么“作战史”的书来。这是一部无论在什么时候从什么角度看都是令人难以卒读的劣作，但是一经出笼，马上就有很多的人和很多的文章立了出来，很理论很义正辞严的鼓吹它的异彩，就好似皇帝的大臣们为皇帝的新衣喝彩一样。当然，人们可以以那时的特殊历史条件来为自己的违心之言作辩护，可是后来呢？后来发生于文坛的、如走马灯般地演出的一场又一场的“皇帝的新衣”，又该作何解说呢？并非有谁逼迫，却是文人自身的劣根性在作崇：常常是只要有人有那胆量和脸皮，猛不丁地张扬出一面前所未有过的大纛出来，马上就会震慑住了芸芸众生，至少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令很多的人处于只有腹诽而不得不噤声慎行的尴尬境地，以免因为不识“新衣”而受人小觑。听由他人强奸自己的意志，乃出于自身心理的威压，这比外部世界的逼迫更为凶险。其后果是，菲但老骗师尝得了甜头，花样百出地变本加厉，而且促生了新一代的小骗子，让那“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如同流行歌坛的红歌星般常换常新一茬又一茬地接续了下去。
出演“皇帝的新衣”一剧，大致说来需要三种角色：一是骗子。存心作恶的骗子，其目的不外乎骗取钱财和沽名钓誉。商场的骗子多为钱，文坛行骗则多为欺世盗名了——时下情况有所变化，骗得名利双收的已大有人在；二是蠢人。比如那位皇帝，他对自己的智力从根本上就没有信心，看不见“新衣”却真心地以为，盖在于自身太蠢，对“新衣”的存在从来也不敢怀疑——这在文坛表现为对集团式的大轰大嗡和假洋鬼子式的虚张声势之盲目从众和怯懦附丽；三是骗子的帮凶。那位明明什么也没看见却能阐释出“新衣”之富丽堂皇的殿前大臣便是。这是一种明明知晓自己面临着一个骗局，却因为不愿充当“出头椽子”而故意地昧了良心说瞎话假话的人，比起前面那种因无自信也就只能人云亦云的蠢人来，更加可悲和可恶。并不高明的骗师，采用安徒生早已戳穿过的骗术，竞能相当成功地奏效一方一时，实在还是利用和调动了这种人心性深处潜藏着的虚荣和虚伪，迫使他们背叛了他们的学识和良知，在骗局中充当了助纣为虐的角色。
惟愿有更多的天真的孩童，用他们未经污染的声音，喊出“皇帝没穿衣”的事实。如若这样，割除那广见于现实生活的各方各面的、为人们所不齿和哂笑、却又由许多人放纵助长及更多人畏于剖露的社会的痼疾，就为时不远了。
19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