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又问：“十年以前呢？”

那位老头迟疑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说：“那时候一天的工值是九分钱，嘿嘿。”

索说：“那时候口粮能分多少？”

几个人抢着说：“平均每人每年不足300市斤，”“最少的时候120斤，一个月吃10斤粮食。”

索睁大眼问：“10斤？”

翻译说：“就是5公斤。”

索尔兹伯里把头狠摇了摇，满脸同情地望着我说：“5公斤那不会饿死人吧？”

人们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过，不止一口；草根、树叶全吃。”

一个新村干说：“十年前粮食亩产才100斤左右，棉花才30斤！”

索问：“现在呢？”

村干说：“现在粮食单产1300斤，棉花500斤。”

索说：“简直不可思议；不还是这些地吗？”

农民们说：“地还是那些地，人也还是那些人，可政策不是那个政策了。吃大锅饭没人干活。现在家庭承包了，连黑带夜地干，也舍得上肥了！”

索问他们教育情况。他们说村里有一所小学、一所中学，还建了个幼儿园，最值得骄傲的是他们有个卫生所、5名医务人员。适龄儿童百分之百入了学，巩固率百分之八十，因为再要高产，不懂科技不行了，所以叫孩子上学。

在这里谈了一阵后，就到邓庄去。

邓庄距马腰务八里地，是我的故乡。我就是在这儿参加八路军的。四十多年来我只回去过两次，加在一起总共不超过几十小时。如今我已不认识几个人，而村子的面貌也大变了。以前只一户地主家有瓦房，那也只是房顶挂瓦，墙仍是土坯的。如今满街是砖瓦新房，连我自己家在何处也找不出来了。我们就到我的族兄有平家去，他在公安局工作多年，早已退休，新盖了五大间瓦房，正好接待客人。事先县里打电话告诉过他，他就炒了点花生，弄了点栗、柿饼之类等我。村里人知道我来，一些近支的叔叔伯伯、婶子大娘全来等我。一看来的这个洋人，他们又发怵了，一时不知怎么好。我就出主意，本家的人和女眷全上东屋去，我和他们谈家常。把索尔兹伯里放在西屋，男人们去陪他闲扯。这个主意一说，立即得到了“中外人士”的一致赞同。但索尔兹伯里和村人谈了些什么我就无从知道了。谈了四五十分钟，索尔兹伯里找到东屋来了，我就把我的叔叔、婶婶、堂弟、侄女一大家人介绍给他。他为我们团聚祝贺，说我堂弟长得比我漂亮得多，便提出要上我家去看看。没想到这回却不那么顺利了。我家的房子是全村最破的，我那堂弟十分爱面子，说什么也不同意叫他看。我只好领他上巷子里看看，我说：“这里的房子样式全差不多，你把他们想象得破旧一点就是我的家了！”他跟我走了几条巷，对我们那里的猪圈尤其感兴趣。看到耕牛和毛驴全拴在街边也觉得有趣，只是没看到我家有些遗憾。其实我也很遗憾，只因为时间有限，我又不耐烦去说服家人，我没坚持去，很有点对不住他。

中午按计划要到城里去吃饭，我们就只好告别。这时来送行的人已站满了村头，索尔兹伯里向大家招手，笑着上了车。在车上我问他：“你和他们谈得好吗？印象怎样？”

他说：“谈得很多，我的印象是这地方几千年间生产水平几乎没有变化。而且看起来十年前的生产水平比三十年前还低，有时甚至赶不上解放前。而这十年之间你们又超过了几千年的进程，一切变化都是在近十年发生的！你们说的三中全会以后才发生的！”

他吸了一口长气，又说：“再一个印象是，你们这里的人是真心拥护***的，由衷地拥护改革，很怕再走回头路！喂，不要小看这一点，我也到过中国别处的农村，并不都是这样啊！有人也说拥护，我看得出来是勉强的！”

他冲我挤挤小眼，然后笑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有件事我总想不明白，毛**先生在领导革命、夺取政权时期无疑是个天才，是极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怎么建国以后……”

我说我也不明白。依我听到的和个人揣测，大概有两个可能性不能排除。一是中国连年战争，武装斗争的经验易于学会。而建设呢，缺少现成经验可学。建国初期一边倒学苏联，其实苏联自己有些事就并没弄好；第二个可能是毛先生虽然伟大，也会有不能免俗之处。唯我独尊后就再也听不进不同意见，自己又很少到国外和到生活底屋去了解情况，一切靠听汇报，有的人就会专门按他的口味去编造汇报材料。汇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证明毛的判断件件准确，毛的决定个个正确，句句是真理。当然，中国经济发展停滞还有别的原因，但这两条可能的因素是不能排除的。

他说：“是的，会有更多的原因。这两条大概也不能排除。”

我们匆匆在县城吃了中饭，又动身去看几个乡镇企业。这些大部分是简陋的小型工厂，如把棉絮为原料的纤维板厂、服装加工厂。只有一个以麦秆作原料的造纸厂是规模较大、近代化设备的。可以说这些都还是现代工业的雏型，但这一切在这块土地上却是“第一次”，是这片古老的农业地区进入商品经济的里程碑。索尔兹伯里看得饶有兴趣。我们又去看了两个专业户和一个敬老院。两个专业户，一个养鸡，一个喂貂，养鸡的这一位在日本侵华时期作过日军翻译，建国后以汉奸罪判了20年徒刑。在劳改期间他学会了养鸡。刑之满后，又在当地劳动一些年。1981年回乡时，借住在队里的牲口棚中。改革开放之后，他发挥一技之长，向政府贷款办了个雏鸡场，几年下来成了年收入万元的富户。此人怀着悔罪心情，发财后作了些好事，被家乡人选上了县****。索尔兹伯里和他谈了几句，看了看他的鸡场就走了。上车后他对我说：“对于背叛祖国、替敌人服务的人我无法消除厌恶感。但是，这个人的事很有说服力，证明你们的经济改革政策为每个人创造了竞争的机会。对这一点我很感兴趣。”

在路上偶然谈起来，平原是义和团的发祥地，他的兴致又来了，问我能不能讲点义和团的事。我说我一知半解，我可以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讲，此人收集义和团的资料十分丰富。晚饭时，我就请来了平原县志的编辑焦力军同志，他刚刚写完两本关于义和团的小说，满肚子资料。刚谈了一点索尔兹伯里就入了迷，一个劲地提问记录，结果这顿晚饭吃了很久也吃不完。我看远没有结束之意，就建议他们饭后到卧室去谈，这样才勉强吃完了饭。我悄悄嘱咐焦力军，别谈得太久，老头跑了一天了，要给他休息时间。就这样，也还是谈到了将近午夜。焦力军走后索尔兹伯里对我说：“真遗憾，焦先生有事情走了，我还有许多事要了解。”我只好如实告诉他，焦先生是我叫他告辞的。我不能同意你们无休止地谈下去。他摊开两手作个无可奈何的样子，拍拍我的肩，哈哈大笑。

19日早晨，我们回到德州。在下边已作了直接调查，他认为再有点概括性的了解更充实，这天上午就请地委书记马中才作介绍。马中才是位研究生出身的工厂管理干部，当过几年钢铁企业经理，到德州两年颇有政绩，他很会说话。开头讲了几个数字就把我们震了一下。他说德州地区自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间，净吃国家返销粮吃了35亿多斤；全地区人均分配不超过47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0年间，农村人均收入达到502元，年年有超额糖粮给国家，全区国民生产总值比10年前增长4.2倍。原来这地方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在山东省是第14位，今年跃居第一位了。棉花总产占全国首位。但是在全国来说，我们还是欠发达地区。在全省，我们也只能算中等水平，比起烟台等沿海地区相差很远，我们增长速度快是起点低的快，人家比我们慢，可是在高水平上的慢，我们有许多短处，最大短处是人才不足，专业知识人才尤缺。

他这样一个开头，自然吸引人们听下去。恰好这时有人来找我，我便失去旁听的机会。后来我问索尔兹伯里这次谈得怎么样？他说谈了许多数字。他是最不喜欢数字的，可这些数字却非听不可。

他晚上回北京。下午我们可以松弛一会儿，他又要求去看古运河和苏鲁五墓。我们在雨中游览了大运河。他说他在中国作了多次采访，这次采访是他最难忘的几次之一。我问他：“什么地方难忘？”他说是看到了真正中国农村生活。中国有许多被采访的人，谈的是实话，但都是公用的观点和语言，没有个性，没有感情；这次碰到许多人都是讲他个人自己的话，就太宝贵了，我这样才能知道你们改革政策多么有群众基础。真的，这地方的人是真心拥护***和共产党的改革政策的。

我比他晚回北京几天，回来后他已走了，给我留下一封信，再次感谢我陪他作这次旅行，并且约我秋天去美国时到他家小住，他说他那个小镇很有趣，也叫“索尔兹伯里”，不过与他没关系，完全是偶然的。